——关于中国足协和中国足球的改革纵论（一）

·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中国足协首先对上级负责

·体制让足协身陷角色尴尬

·处理很多问题只能左右为难

足协：典型的半官半民怪胎

半官半民的性质，从一开始就注定中国足协是一个典型的“怪胎”。

关于中国足协角色的问题，此前已经进行无数次的争辩和论述。但是，迄今为止，中国足协的身份和地位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中国足协和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始终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即使在中国足球职业化13年以来，这种尴尬的角色始终没有得到调整。这也决定了中国足协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维”，做事首先对上级负责，从而确定了中国足协的处事态度和处事立场。

中国足协有两个牌子，但是人马只有一套。这两个牌子是：中国足球协会和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足协是个民间组织，是按照国际足联章程中国大陆地区足球运动唯一合法的管理机构；而足管中心则是在国家体育总局之下，带有行政色彩的管理实体。——足管中心是运动项目管理部门实体化的结果，这两个牌子之间的确存在着一些矛盾。昨天，在整理“中超深化改革工作小组”会议材料时，中国足协人士在整理自己的发言材料时，把中国足协和足管中心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问题也提了出来。

对外界来说，习惯上都是把在北京市龙潭湖丙三号伟图大厦二楼和三楼里办公的这帮人马称为“中国足协”；而在总局系统内部和足协工作人员，则一般都称“足管中心”。区别何在？——足协是民间组织，其工作人员没品没级；而中心则好歹还是一个正司级机构，主任是司级干部，副主任是副司级干部，接下来就是处级、副处级，一般工作人员则有科级、副科级之类。还有，足协应该是民间票选出来；而中心则是属于公务员体系录用。应该说，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并不是什么稀罕事情，这也是延续中国体育总会和国家体育总局两块牌子的习惯。

对组织负责就是对上级负责

曾经出任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总经理的戴大洪，当时撰写了长达一万字的文章，质疑中国足协应有的定位，要求从组织性质和经济领域切实做出明确的界定。但是，8年过去了，中国足协至今没有改变“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地位和性质。这也注定了中国足协在中国足球市场上的角色，首先不是运营和管理者的角色，而是事务性的“机关角色”。这种角色导致中国足协在诸多问题上“对组织负责”，实际上就是对上级负责。

正是因为这种身份的尴尬，促使中国足协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必然首先是是对上级负责，而不是首先对俱乐部、球员、中国足球市场等要素负责。最典型的写照就是1997年戚务生兵败十强赛之后，当时的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王俊生不断重复的那句“我们是有组织的人”，这也说明无论是王俊生还是戚务生，首先要对组织负责，而不是首先对兵败十强赛本身负责。这种复杂的心境，不是说王俊生和戚务生不敢承担责任，而是因为他们对中国足协的双重身份过于了解，知道如何利用其中的微妙关系，为自己兵败十强赛找到最为合适的解释。

而且，在外界对兵败十强赛一片躁动的时候，正是国家体育总局的相关人士亲自出面，不是在如何提高中国足球水平、如何反思中国足球运营机制、如何建立更好的管理体系上做文章，而是把中国足球水平进行了“官方定位”，也就是最为著名的“二流说”。这也充分体现了国家体育总局在中国足球领域的地位，进而折射了中国足协首先应该以什么样的身份运作和管理中国足球。

出路：打破半官半民的尴尬身份

也正是因为中国足协的这种尴尬身份，使他们在诸多大事的决策上进退两难。即使在选帅这样的纯粹业务性问题上，总局相关人士也一直没有放弃干预。当年米卢蒂诺维奇的到来就不用说了，幸好米卢率领中国队实现了44年进军世界杯的夙愿，否则中国足协依然是做冤大头。正在进行的08国奥队选帅，中国足协依然没有独立自主的决定权，这也是近四个月选帅，越选越混沌透顶的主要原因之一。

毋庸讳言，中国足坛和联赛中发生的许多问题都是中国足协体制和机制存在明显缺陷造成的。中国足协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半官半民的体制，使其无法按照市场化要求管理和运营高度市场化的足球联赛，这种官督民办的管理体制虽然因中国特色而不得已而存之，但显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属于早晚必须要改的对象。中国律师协会和中国音乐家协会等团体，以往也归政府部门所有，但目前都已经成功改制，走出了“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困境。中国足协体制改革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更应借鉴国内其它行业改制成功的例子，大胆变革，该放权的放权，该市场说了算就让市场说了算，只有这样，才能既拯救自己，又拯救联赛，使中国足球健康发展。

管理体制的变革是根本性的变革，而权利的滥用则是产生腐败的根源。面对中国足坛上种种弊端，必须要抓住解决问题的最根本所在。变革，首先从中国足协改制做起。找到了改革的突破口，一方面需要勇气和胆识，一方面需要健全相应的法规和制度。只要中国足球界上下取得共识，以大局为重，抛弃私利，共商大计，相信中国足球会重塑形象，足球联赛会赢回球迷，中国足球会健康发展。

其实，在中国足协内部，许多官员也都不希望拥有这样尴尬的身份和角色。对于市场化成都较高的职业足球来说，角色定位的尴尬，往往掣肘很多事情的处理。而且，这种尴尬的身份，使他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首先考虑如何对上级负责，而不是首先如何对中国足球、如何对俱乐部、企业、球员和众多的赞助商负责。这种身份决定了中国足协的服务意识落后于市场的要求，决定了他们的管理思维首先是“官本位思维”，从而导致处理重大问题的时候，总是自相矛盾。

最要紧的是足协从总局脱离出来

对于越来越市场化的职业足球而言，中国足协最为紧要的就是首先真正奠定自己的独立自主地位，也就是不再官民不分。从体制的家度讲，实现这一步并步容易，却是大势所趋。只有实现了这一步，在经营和管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以及其他的足球事业上，才能真正从市场出发，才能真正变革目前的管理体制、运营机制。

中超股份公司的诞生是一个小小的变革信号，最起码在市场运作上，中国足协通过一些变通的方式，来尝试自己新的角色。尽管这种尝试对于中国足协目前的地位来说，没有任何实质的改变，但毕竟在向着变革的方向努力。打破半官半民的尴尬身份，彻底成为一个法律意义上的社会团体，才是中国足协经营好中国足球的出路。

也就是说，中国足协最终的出路必须达到这样的目标：人事上与国家体育总局彻底脱钩，中国足协领导层的任免由其成员自己民主选举决定，真正按照章程运作。这是很关键的一步。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国足协的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国家体育总局对中国足协进行业务上的指导，中国足协则按照体育法的授权独立的行使管理足球事业的权能。实现了这一步，中国足协就会脱掉官服还平民本色并实现自治，实现向民间化的回归。

中国足协应彻底转变成为一个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并且实现从管理型向服务型机构的转变，成为其成员利益的真正代表，真正像发达国家足协那样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运作，按照公平的规则管理足球产业、分配利益，使足球运动的参与者均有利可得。国家在足球产业的利益通过税收调控来实现，而不是通过中国足协直接同俱乐部争夺利益。完善中国足协会员的权利救济制度和对中国足协的权力制约机制。完善对中国足协领导层的责任追究机制，中国足协不作为或作为不当，领导层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使得中国足协的领导针对自己的作为和不作为负责，形成足球事业内部有效的自律机制。